上海寧波幫的“四明公所”

四明公所位于上海市黃浦區(qū)人民路，于清嘉慶二年（1797）始建，至八年（1803）正式建成并成立寧波同鄉(xiāng)會。它占地30多畝，建筑面積約800平方米，今僅存大門

　　寧波在上海的同鄉(xiāng)會館稱“四明公所”，是由旅滬寧波籍人士在1797～1803年建成帶有慈善性質的同鄉(xiāng)會館。其規(guī)模之大，勢力之強，不僅是當時上海各同鄉(xiāng)會館中的翹楚，而且還是近代寧波幫團結一致反對列強擴張，并取得最后勝利的紀念地。

　　“公所體裁已全部具備”

　　寧波地處東海之濱，擁有眾多優(yōu)良的港灣，早在秦代，商貿活動就已相當活躍。到了唐宋元三朝，寧波港更是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口岸。每天，來自各國的商船帶著異域特產從遠方駛來，而那些裝滿瓷器、茶葉和絲綢的大船，正鼓起風帆整裝待發(fā)。

　　正當這座“海道輻輳”的樞紐港向大航海時代進發(fā)時，歷史卻戲劇性地出現(xiàn)了一個巨大的轉折，日益猖獗的“倭害”，迫使明清兩朝實行嚴厲的海禁，“尺板不得出海”的結果，不僅導致了對外貿易的凋敝，還限制了沿海民眾的正常謀生之路。當時寧波府所轄鄞縣、鎮(zhèn)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縣，都是人多地少的海濱地區(qū)，許多人為了生計不得不外出尋求發(fā)展。其中，不少寧波人就把眼光投向了隔杭州灣相望的上海。這些旅滬的寧波籍人除了少數(shù)經商者，大部分都是以剃頭、車夫、幫傭、裁縫等為業(yè)的窮苦百姓，他們在黃浦江邊搭建起最早的棚戶區(qū)，憑借一技之長開始了艱難的創(chuàng)業(yè)之路。經過一番打拼，“寧波幫”很快就在上海灘站穩(wěn)了腳跟，并在經濟實力上取代了保守的“山西幫”，與以果敢、敏捷、豪放著稱的“廣東幫”各占上海商界半壁江山。

　　旅居在外的人不怕勞苦，卻最擔心客死他鄉(xiāng)，而按中國人的傳統(tǒng)習俗，死者必須入土為安，有能力的更要將死者的靈柩運回家鄉(xiāng)祖墳下葬。但當時寓居上海的寧波人，多數(shù)為生活貧寒的學徒工匠和負販幫傭等，要獨自運送靈柩返鄉(xiāng)是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好在寧波幫一向以重親情、友情及鄉(xiāng)情著稱，鄉(xiāng)黨觀念尤為強烈。為了停厝或掩埋客死上海、且因貧困無力歸籍的同鄉(xiāng)人棺柩，使流落異鄉(xiāng)的亡魂得到安息，1797年，寧波商會錢隨、費元圭、潘鳳占、王忠烈等人便發(fā)起“一文愿捐”活動，動員在滬的寧波人每天節(jié)省一文錢，一年可積365文，以此為一愿集中起來，至第二年就募集到相當數(shù)目的捐款，于是購入上?？h城北郊土地30余畝，建立寄柩廠和義冢。寄柩廠設立三年后又正式設立殯舍，“始行厝葬”，代理寄放有尸棺木，并承辦代運棺木赴寧波的業(yè)務。1803年又建成關帝廟，并正式成立公所，因寧波有四明山故命名為“四明公所”。此后，公所進行了不斷的擴充和修繕，1831年，由董事方亨寧、方亨黌、謝紹興等人發(fā)起募捐重修，添建殯舍，擴大墳地，還增設賒材局，即貧困的同鄉(xiāng)死后，其家屬可先領棺木埋葬，等以后有錢時再繳費，其間，不追討欠款也不取利息。

　　1844年，經各方努力，公所成功地將土地編入官圖，免納稅課。至此，“公所體裁已全部具備”。1853年，公所房舍因“紅巾會匪劉麗川等作亂，據(jù)縣城府郭廬舍蕩然公所毀焉”，紅巾軍占據(jù)縣城一年有余，直到第二年元旦才棄城而去。匪禍平息后，公所得到鎮(zhèn)海大商家方仁照兄弟捐巨款又進行重建。兩年后，恢復舊觀的四明公所不僅使殯廠有了男女之分，還新建濟元堂為鄉(xiāng)人集會之處。據(jù)1861年提供的資料顯示，當時四明公所義冢中埋有萬余具寧波同鄉(xiāng)棺槨，如按活人與死人5比1的比例來推算，當時旅居上海的寧波籍人應有6萬之多。四明公所的成立，使身在異鄉(xiāng)的寧波人不但有了一個寄托鄉(xiāng)愁的平臺，而且隨著來滬的寧波人越來越多，四明公所很快就發(fā)展成為上海勢力最強的同鄉(xiāng)會館。

四明公所寄柩并設義冢，后設賒材局

　　租界強行修路釀成血案

　　早在1849年四明公所地產劃入法租界后，租界當局就對這塊長期享受特權、免交捐稅的地皮垂涎不已。1861年12月，經上海道吳煦同意，法租界開始第一次擴界，并借機對位于界內的四明公所提出收購要求，表示要在其間修筑馬路。法公董局的理由是，公所內停放的大量棺柩和大片墳冢，既有礙市容，也容易導致瘟疫流行。對法租界的無理要求，四明公所明確表示拒絕。由此，也為日后的沖突埋下導火線。

　　1873年冬，法公董局以不能拋棄歐洲人講究衛(wèi)生習慣為由，再次決定筑路，路線仍擬從四明公所的墳區(qū)穿過。寧波同鄉(xiāng)會認為此舉涉及起棺改葬，殊不可行，于是在1874年4月底，呈文法國總領事葛篤，言辭懇切地表示，“我們認為，像這樣筑路，勢必車馬通行于死者之尸骨上，致使亡人的陰靈不得安寧，此乃褻瀆之事”，建議修改線路，并表示愿意分擔因線路改變而多出的費用。但法公董局斷然拒絕公所的請求，他們的理由依然是公所內的棺柩和墳冢容易導致瘟疫流行。而事實上，當時上海確曾爆發(fā)過霍亂、鼠疫等急性傳染病，造成了一部分外僑死于非命。從表面上看，法公董局關于消除傳染源的理由顯得冠冕堂皇，然而對寧波人來說，于情于理都不肯出讓這塊埋有上萬具同鄉(xiāng)棺槨的義冢之地。雙方互不退讓，經數(shù)月糾纏，致使事態(tài)逐漸惡化。

　　1874年5月3日下午，300多名旅滬寧波籍人在四明公所門外與法國巡捕發(fā)生沖突，隨后沖向路政工程師佩斯布瓦住宅，佩斯布瓦向人群開槍，打死一人。于是事態(tài)更為擴大，寧波人包圍了法公董局，焚毀法國人房屋40多間。法國水兵遂強行闖進公所，拆毀建筑，挖掘墳墓，并對前來阻止的寧波人大打出手，沖突中被打死7人，受傷20人，釀成第一次血案。事發(fā)后，全體旅滬甬人(寧波人)奔走呼號，強烈要求嚴懲兇手、賠償損失。經寧波籍人士不懈努力，1878年7月17日，中法雙方終于達成協(xié)議，“公所永歸寧波董事經管，凡山地之內永不得筑路、開溝、造房、種植、有損棺葬”。此外，中國政府一次性償銀3.7萬兩，作為沖突中受損失的法國及意大利、奧地利僑民的補償，法國人賠付7名中國亡者恤銀7000兩，四明公所及其所屬地產依照慣例免納捐稅。這是由寧波人組織的，中國城市人民反抗外國殖民主義者的第一次勝利，為此，該協(xié)議還被刻成石碑存于公所。

四明公所董事會合影

　　罷市罷工保護公所

　　第一次血案后，法國人對租界內的四明公所積怨日深，在此后的一二十年里一直耿耿于懷，不斷地制造摩擦和事端。

　　1898年1月，法駐滬領事館和公董局不顧信義再次向四明公所提出“一百八十六號、一百九十一號地公所占用久，今當索還將建公學醫(yī)院及宰牲場”。公所當即復函予以拒絕。蓄意已久的法方，按捺不住心頭的惱火，于7月6日悍然動武。經過精心策劃，時任法國領事白澡泰親率法軍及民工百余人闖進四明公所，用槍驅趕所內人員，并指示民工對公所三面圍墻實施強拆。當晚8時，憤怒的人們向法國殖民主義者拋磚投石，擊碎路燈，致使法租界當晚一片黑暗。法國殖民主義者進行了血腥的鎮(zhèn)壓。法兵瘋狂地向手無寸鐵的人群掃射，隨后又分道出巡，任意屠殺無辜人民。是日，即有17人慘遭殺害，傷者無數(shù)。這就是著名的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再次發(fā)生的血案使旅滬的30萬寧波人群情激憤，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抗怒潮。

　　次日，在買辦虞洽卿及洗衣業(yè)領袖沈洪賚等帶領下，寧波籍商人全體罷市，法租界里的甬籍洗衣工、廚師、車夫、傭工等紛紛罷工、怠工或辭職不干，連外輪上的甬籍海員也加入罷工隊伍。聚居上海的其他省籍人士，也不再像第一次那樣袖手旁觀，而是同仇敵愾、堅決支持旅滬甬人的正義斗爭。罷市罷工從法租界蔓延到公共租界，從甬籍職工擴展到非甬籍職工。致使那些平時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洋大人們，吃不上飯、坐不著車、衣服也沒人洗，一個個急得不知所措。為此，英、美等國領事紛紛出面調停，他們一方面勸法國人立即撤兵，另一方面要求四明公所盡快讓各行業(yè)復工。此時，法國人早已被寧波人的罷市罷工鬧得焦頭爛額，再加上其他國家的施壓，迫不得已只好從四明公所撤兵，再次承認其土地所有權，表示今后永不侵占。

　　19世紀末期，隨著城市自治運動的興起，部分旅滬甬籍人的殯葬觀念有了一些進步，他們開始具備一定的衛(wèi)生防疫知識，逐步認識到棺柩在人口稠密的市區(qū)厝而不葬的危害。除了陸續(xù)將法租界的義冢和寄放的棺槨遷到郊區(qū)新購置的地方，公所每年春、冬兩季還組織運柩回籍，數(shù)量往往多達1200至1300具之多。1911年寧波旅滬同鄉(xiāng)會成立后，公所影響力有所削弱，但仍一本其“救助同鄉(xiāng)、團結自衛(wèi)”原則，從事著救濟客死異鄉(xiāng)者及其遺屬的慈善事業(yè)，直到1954年才停辦。(據(jù)《檔案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