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兩淮鹽政中的社會救濟

揚州保存較好的清末民初鹽商住宅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劉坤一治理鹽政的奏折

　　自漢代起，兩淮地區(qū)一直是我國海鹽的重要生產(chǎn)地，是歷代王朝賦稅的重要來源。至清代，兩淮的巨額鹽課在國家財賦收入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兩淮行鹽，國課攸關(guān)”，不僅維持著清王朝這臺古老機器的運轉(zhuǎn)，甚至關(guān)系到清王朝的命運。

　　然而，兩淮灶民的生存環(huán)境異常惡劣，兩淮地區(qū)在古代一直是“濱海斥鹵之地，地號不毛”，被迫在這里充當灶丁的，一般都有政治或經(jīng)濟原因。古代兩淮自然災(zāi)害也很頻繁，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僅在乾隆統(tǒng)治的六十年中，兩淮地區(qū)的鹽場就發(fā)生自然災(zāi)害32起，其中以水災(zāi)最為嚴重。水災(zāi)時，灶民們只能靠人工堆成的潮墩避難，但潮墩并不能保證灶民的安全，大災(zāi)年份，甚至會出現(xiàn)灶民“無戶報災(zāi)，無丁領(lǐng)賑”的慘況。

　　因此，在進行嚴格管理的同時，兩淮鹽政的大小官員們并沒有忘記在萬不得已的時候?qū)υ蠲駛兪┮员匾木葷?/p>

　　清代兩淮鹽政中的救濟體制

　　如果從歷史的高度來看待清代兩淮鹽政中的社會救濟體制，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還是比較完備的。

　　清代的兩淮鹽政中社會救濟的方法措施很多，救濟的覆蓋人群也較廣，我們可以根據(jù)不同標準進行分類。按實施救濟的主體來分，可分為朝廷的政策性救濟、民間的互助性救濟;按實施救濟的時間來分，可分為長期的穩(wěn)定性救濟、臨時的突擊性救濟;按實施救濟的物質(zhì)來分，可分為貨幣救濟、實物救濟;按實施救濟的方式來分，可分為有償救濟、無償救濟等。

　　朝廷的政策性社會救濟是主體。其中有些是長期的，也有臨時的;有些是有償?shù)?，也有無償?shù)?。其表現(xiàn)形式主要有根據(jù)災(zāi)情嚴重程度“或蠲或賑”(蠲，豁免、減免、緩交鹽課;賑，救濟)及對確需救助的人群實施一些優(yōu)惠政策。前者的例子很多，如康熙五年，“呂四場蕩地沖塌大半，又兼潮災(zāi)，男婦淹沒，僅存百余丁，責其納二千余兩額課，勢所不能。今免輸一半。”康熙三十八年，巡鹽史卓琳上奏，“以白駒等十四場水災(zāi)，請豁免三十七、八兩年應(yīng)征折價鹽課三萬三千六百九兩有奇”，后“奉旨依議”。雍正一年七月，“通泰淮三分司所屬豐利等二十九場悉被潮淹”，災(zāi)情極重，僅“白駒、劉莊、廟灣、伍佑、新興、板浦六場共計溺死四萬九千五百五十八口”。兩淮鹽政官在上報朝廷批準后，除將“未完折價錢糧四萬余兩悉行蠲免”外，還“隨欽遵支鹽課銀一萬五千兩”，按“被災(zāi)輕重、人口多寡’進行賑濟。“至重者，每大口賑銀一兩一錢二分，每小口賑銀五錢六分;次重者，每大口賑銀六分九厘，每小口賑銀二分七厘”。有些受災(zāi)較重的年份，除蠲免鹽課外，還根據(jù)各灶場的災(zāi)情給予實物賑濟，“每大口月給米一斗五升，小口減半”。倒塌的房屋給銀修理，“草房每間給予銀四錢五分，瓦房每間給銀七錢五分”。‘淹斃、壓死的男婦丁口”，亦給銀兩善后，“每大口給棺殮銀一兩，小口減半”。如乾隆十二年七月，通泰淮三分司所屬二十五場遭災(zāi)，除‘蠲免乾隆十二年應(yīng)征十一年折價銀七千九百七十五兩有奇”、緩征當年鹽課外，撫恤賑濟“共用銀四萬九千二兩有奇”，“坍房修費計銀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八兩一錢，棺殮之資計銀六百八兩”。后者的例子也有一些。如清王朝要確保兩淮鹽課收入，對私鹽查緝很嚴，因為“疏銷首重緝私”，但對確需救助的人群卻實施了優(yōu)惠的政策。“兩淮止有貧難小民，許其負鹽40斤，并無老幼之分，應(yīng)照浙例，于貧難小民60歲以外、15歲以內(nèi)以及殘廢者，許其于不銷官引地方負鹽四十斤，易米度日。”在鹵氣下降、不便煎曬的春寒兩季，兩淮鹽政官則動用公款供“生計拮據(jù)”的灶丁借領(lǐng)，“春借冬還，不必加息”，避免了他們“重利借貸”。乾隆十六年十月，兩淮鹽政官吉慶“奉上諭”，在“公項內(nèi)”動用白銀數(shù)萬兩無息借貸給灶丁。此外還有“寒付”。為解決貧苦灶戶‘無蓋藏”之苦，在冬令之時，用庫銀預支來年鹽價，以“藉資濟灶”。

　　民間的互助性社會救濟是必要的補充。兩淮灶民皆為“貧難小民”，實施這部分救濟的主體應(yīng)是鹽商。因為“灶賴商運，商賴灶煎”，相互間實為“唇齒相依”，所以把兩淮鹽商出資的救濟稱為“民間的互助性社會救濟”。其主要形式有捐資賑災(zāi)及捐資興辦各種救助性質(zhì)的慈善機構(gòu)。

　　在清代，當兩淮灶場頻繁發(fā)生的自然災(zāi)害時，鹽政官們十分注意利用兩淮鹽商的財力來賑災(zāi)。康熙三十年及四十九年，“并茶場先后被潮，共坍缺蕩地折價銀一千八百一十二兩有奇，貧灶無力完納，淮南眾商情愿代輸。”乾隆十一年九月，“淮商眾商程可正等以今歲河湖盛漲，公捐銀二十萬兩。”“乾隆十八年秋，通泰淮三屬被水，兩淮商人捐銀三十萬兩。”乾隆三十六年七八月，“海屬之板浦、徐瀆、中正、莞瀆、臨港、興莊等場及通屬之余東、余西二場被潮水”，淮南北眾商“于通海二倉中借谷一萬六千九百六十余石給息一月口糧，秋成后公捐買谷完倉，不銷正額。并海屬三十六年壓征三十五年分折價未完灶欠一萬三百八十余兩，淮北眾商分帶捐完，以紓灶力。”查《兩淮鹽法志》的《捐輸門·助賑》，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以兩淮鹽商為主體的民間互助性社會救濟為有效地發(fā)揮其作用，還捐款設(shè)立了一些長期的或臨時的救助機構(gòu)。這些救助機構(gòu)主要有鹽義倉、流所、殘廢局、育嬰堂、施棺局、義渡、救生船、粥廠、書院等。這些帶有社會福利性質(zhì)的救助機構(gòu)，統(tǒng)治者們稱，“舍商捐，更無他策。”

　　鹽義倉的作用是積谷備賑，賑濟對象是灶民。其方法是“每年于青黃不接之時，照存七糶三例，出陳留新;米貴時，平糶;倘地方有賑濟之用，題請動支”。清代鹽義倉始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而兩淮鹽義倉則建于雍正三年，時，兩淮鹽商共捐銀二十四萬兩，鹽院撥公務(wù)銀八萬兩建倉，四年正月，雍正帝賜名為“鹽義倉”。從此，鹽義倉一直存在并有所發(fā)展。清代兩淮的鹽義倉較其他地區(qū)的鹽義倉相比，有以下特點，分布的范圍廣，設(shè)立的數(shù)量多，谷米的儲量大。兩淮灶場內(nèi)共有鹽義倉九個，另有揚州府治四個。谷倉儲藏谷米最多時達688萬石。其中最大的為鹽城倉，額定儲藏量為5.8萬石。據(jù)史料統(tǒng)計，自雍正四年至道光年間，兩淮鹽義倉在一百多年內(nèi)就以不同的形式(賑濟、平糶、出借)動用了65次，其中賑濟的有34次。實際救助時，采取的方法是先動支義倉谷米賑濟救急，后在糧食收獲之時由鹽商支付銀兩買谷米完倉。發(fā)放的標準為“每大口月給米一斗五升小口減半”，且谷米搭配。賑濟時間則視災(zāi)情的程度，有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不等，最長的賑濟時間達五個月。如“雍正八年六月二十一、二等日，沿海風潮”，通泰淮三分司灶場均遭災(zāi)，后“廟灣等處五場查明男婦大小四萬二千六百一十口，賑濟三個月，按一米二谷核給，共動用倉谷三萬二百五十石有奇”。

　　由兩淮鹽商捐資興辦的棲流所、育嬰堂(在東臺興辦的稱保嬰堂)、殘廢局(也有稱普濟堂、同善堂)則是按救助對象的不同特點而設(shè)立專門救助機構(gòu)，其功能與今相似。在清代，兩淮鹽商還捐資興辦了專門以“矢志、孤苦無依”的女青年為救助對象的崇節(jié)堂、立貞堂，這種機構(gòu)帶有明顯的時代痕跡。

　　至于兩淮鹽商捐資設(shè)立的施棺局、義渡、粥廠書院等慈善機構(gòu)，其作用從名稱可以想見。

　　清代兩淮鹽政中的社會救濟的主體及效果

　　實施兩淮鹽政中社會救濟的運作主體應(yīng)該是以兩淮鹽政官為首，包括負責各場煎務(wù)的大使在內(nèi)的大小鹽官們。

　　朝廷的政策性社會救濟自不必說，即使以兩淮鹽商為救濟主體的民間互助性救濟，兩淮大小鹽政官員們在其中也起了極大的作用，尤其是在資金的籌措上。

　　清代的兩淮海鹽為國家專營，在較長的時期內(nèi)實行的是官督商運商賣。由于淮鹽的質(zhì)量上乘，銷售的引岸又廣，時稱“六省行鹽”。豐厚的利潤，使鹽商們趨之若鶩。彼此為爭奪營運、銷售權(quán)的競爭激烈。為實現(xiàn)公開、公平、公正，兩淮鹽政甚至采取在驗明鹽商資金的前提下，用抽簽來決定運銷順序的方法。另一方面，鹽商們在運銷淮鹽中也收入頗豐，積累了一定的財富。所有這些，都是兩淮鹽政得以調(diào)用鹽商的財力、也是兩淮鹽商愿意(或被迫)用自已資金來進行社會救濟的現(xiàn)實基礎(chǔ)。

　　鹽政官籌措兩淮鹽商資金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把救濟所需的資金分解到“鹽引”中去，即每引加捐若干，按引捐助。這是一種帶有強制性質(zhì)的攤派。另一種是根據(jù)賑濟及其他需要，動員鹽商們一次性捐獻。前一種方法為常用的方法，如同治十三年，因賑濟，“淮南每引捐銀八錢，淮北捐銀六錢”。后一種方法為突擊性捐獻，這種捐獻常常伴隨“議敘”(賞賜官職,均為虛銜)這一鼓勵措施。如乾隆七年，“淮商汪應(yīng)庚以淮揚水災(zāi)捐銀六萬兩，兩淮商人黃仁德等公捐銀二十四萬兩，奉旨著加恩議敘”。乾隆十一年，“淮南商眾程可正等以今歲河湖盛漲，公捐銀二十萬兩，……按各商銀數(shù)之多寡分別敘議”。就“議敘”這一獎勵措施來說，也有一些規(guī)定。一是“捐銀不足五百兩者例不議”;二是賑捐邀獎，所賞賜的官職“均不得逾五品”;三是經(jīng)賑捐、已得到五品官職賞賜的鹽商再行賑捐時，可將所得獎賜“移獎弟子”,但“不準移獎異姓”。兩淮鹽政官們就是依靠這軟、硬兩手，采取長、短期結(jié)合的方法，為兩淮灶民的民間性社會救濟籌措了大量的必需資金。

　　兩淮鹽政中社會救濟實際效果評估。一方面,我們要充分估計其積極意義。以扶困濟危為特征的社會救濟無論在何種形態(tài)的社會里，都是社會矛盾激化的緩沖器，尤其是在少數(shù)人富有，富得流油;多數(shù)人貧窮，窮得一無所有，窮得無以為生的時期，社會救濟顯得尤為重要。因而清代兩淮鹽政中的社會救濟，對于維護封建統(tǒng)治秩序的穩(wěn)定、維護兩淮海鹽的生產(chǎn)的正常進行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我們也要看到，在生產(chǎn)力水平異常低下、社會制度極其腐朽的清王朝，這種社會救濟所起的作用究竟有限，它只是一種“頭疼醫(yī)頭、腳痛治腳”的應(yīng)急性措施;在多發(fā)的自然災(zāi)害面前，也僅是一種消極的、被動的措施。既不可能有效地抗御自然災(zāi)害，從根本上改變兩淮灶民的悲慘命運，也不可能徹底地解決社會矛盾，從而實現(xiàn)社會的長治久安。

　　(據(jù)《鹽城工學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