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借這個機會把我這幾年的思考跟大家做一個分享。今天，媒體是不是等于媒介？一個大的時代，其實不是簡單的一個新和舊之間的轉換，更多的是一種大的社會底層結構的改變。所以媒體受制于體制，受制于制度的約束，但是媒介本身，就是跨越于制度、體制的，它帶來了很多發(fā)展的空間和想象。對于媒體人來講，現在有很多的選擇：你可以做公知、公益、公關，獨立創(chuàng)辦公司。如果我們還是簡單二元劃分媒體的概念，實際上對今天新媒體所帶來的社會變遷的理解就會受到局限。

    其實今天的中國，提出問題，的是好的學者；但是，更好的學者能解決問題；卓越的學者，可能是創(chuàng)造問題的。所以一直以來，我們在研究新媒體，在研究社會變遷的過程當中，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新媒體賦權。

    在這樣的賦權的概念里面，最本質的是對權利本身的認知。多人認為媒體是權力、政府是權力，資本是權力，權力更多是在關系和過程當中實現的，新媒介賦權里面主要是在關系當中、在事件中。傳播在今天有了更深的認識，首先是一種分享，一種記錄，再有就是一種擔當。對我們安平來講，概括成傳播，在傳播當中行動，在行動中改變。

    所以新媒體賦權，比如剛剛看到的“影響2014中國公益100人”，大家可以發(fā)現它是一個跨界、跨行，是多元主體、互相作用的關系網絡。那么在這樣的關系網絡當中，它生產出一種權力，這種權力已經不簡單是社會自上而下的權力，對社會的一種控制，或者對社會運行的一種規(guī)律了。更多的產生了自下而上的權力，然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權力都交匯在公共政策方面。那么在這方面的改變、政策方面的改變，會影響到中國社會的變化。

    新媒體賦權不簡單是我們從道德、倫理、公益、責任這樣的概念上去認知這個社會，更多的新媒體賦權已經影響到我們長久這樣的經濟學的背景，或者是這樣的基礎。傳統(tǒng)的經濟學，更多的是一種社會分工理論的基礎上建構的。但是今天來講，社會的發(fā)展，更多的在社會交往、社會關系當中，作為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發(fā)展的基礎。這就是今天為什么講跨界、跨行能實現新媒體賦權的最根本的理論方面的解釋。

    下面我們說一下新媒體賦權跟我們每個人有什么樣的關系，我想最重要的是發(fā)生了賦權機制的變化。長久以來，我們這樣的賦權機制都是從組織賦權開始的，但是今天來講，首先是自我賦權，然后你可能獲得一個群體的賦權，最終獲得社會的賦權，然后又能夠回歸到組織賦權，達成社會的變化。在權力概念上來講，我們不要簡單地把社會的地位、你所擁有的資本，或者你所占有的東西看成一種權力的來源，更重要的權力的來源是在多元一直交往過程中產生的。

    權力讓我們思考知識是什么？我們長久以來認為知識就是知識，其實知識本身擁有三種特質。第一是傾聽的能力，第二是做事的能力，第三是處事的能力。對學者也好，對行動者也好，其實在這三個方面，知識能夠賦予我們更多的行動的可能性。

    對于媒體人，我感覺自己是在一個生逢其時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媒體人有更多的發(fā)展空間，新媒體賦權的帶領下，首先如何能夠滿足社會更多的好奇心，當然這里面，大家能夠共同產生好奇心的東西，一定是向上向善的東西。這個社會不缺乏別的，最缺乏的還是方向感，還是缺乏一種引領的東西。

    如何在我們傳媒報道當中，更多找到社會引領的方向的東西呢？我想對我們的思想意識，對我們的思維方式，首先是一個沖擊或者是一種改變，更強調價值觀，更加強調我們共同的興趣，而不簡單是階級。在傳統(tǒng)社會人微言輕，但是在今天，在社會關系網絡當中，人微不再言輕。我們可以是利他的、公益的、責任的、擔當的。

    最后我提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對公益人提的，也是對我們媒體人提的，也是對我們文字工作者提的。這是我特別興奮的問題，我們太多的學者、太多的文字人，總是在象征符號世界當中進化，我們也希望真實的世界在象征世界中進化。但是實際上我想，我的答案很明確，實際上不單是在象征世界中改變，更多的是在行動當中的改變。事實繁雜，法無定法，但是新即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