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有四分之一的時間在出差，絕大多數時間都在山區(qū)、農村、基層或在采訪這些地方的人。我老家在河北農村，對這些地方的人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但是他們進入公眾的視線，往往不是因為正能量的迸發(fā)，而是因為問題、苦難，因為走投無路，甚至因為死亡。這樣的故事接觸得多了，我自己有一種無助感，我想為打動我的人和事做一些什么。

    記錄和傳播是對于媒體人最基本的職業(yè)要求，但這也是一種行動。我能做的就是到達新聞現場，用帶有溫度的文字把這些故事記錄下來、傳播下去。

    2014年12月，感染了艾滋病的四川男孩坤坤被所在村村民驅趕，事件曝光之后的第三天我抵達了那個村子，在那里呆了五天。在這五天里孩子家的院子里，經常站滿了陌生人，其中有官員、記者、公益人士和附近過來看熱鬧的村民——男孩是人們議論的中心。但是男孩幾乎不和周圍的人說話，身處在成人世界的漩渦里。村民們一開始配合某些策劃新聞的記者來“驅逐”這個孩子，而當輿論壓力指向他們的時候，這些村民又改口指責記者。在村民口中，坤坤從一個被嫌棄的野孩子變成被理解、包容的孩子。

    這件事讓我看到很多所謂的公益事件背后的復雜，孩子的眼睛告訴我人性的復雜。

    在類似這樣的中國鄉(xiāng)村中，還有大批的留守老人的故事，他們得到的社會關注和公益組織救助更遠不及兒童。作為中國最弱勢的群體，他們基本被遺忘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角落里，幾乎沒有人探討他們的孤獨、窮困和尊嚴的喪失。如今，農村留守老人的自殺現象已經嚴重到觸目驚心的地步。

    在上面事件的采訪和寫作過程當中，我感覺特別壓抑，雖然稿件反響很大，但過后我卻每每陷入低谷。我認為，作為一個記者，發(fā)現和記錄就是我們的宿命，而記錄和傳播本身也是一種行動，或者說可以促成行動來改變社會。只要有更多的人參與到傳播行動中，我相信這能夠帶來可能、帶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