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王勇

    11月22日至23日，2018中國基金會發(fā)展論壇在蘇州舉行?！?018流動兒童教育領域掃描報告》在論壇期間發(fā)布。

    報告顯示，2000年至2015年，全國流動兒童數(shù)量從1982萬增至3426萬，流動兒童占總兒童數(shù)量的比例達13%。

    流動兒童教育面臨五個關鍵問題：親子分離；安全看護不足；大部分流動兒童無法進入城市公辦學校；低收費民辦學校的質量較差；缺乏可負擔且有質量的校外教育。

    針對這些問題，目前流動兒童教育公益組織的回應策略包括研究與政策倡議、直接辦學、開辦社區(qū)活動中心和將教育產品遞送到學?；蛏鐓^(qū)四類。

    流動兒童占兒童總量13%

    改革開放40年來，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fā)展，中國經歷了一個快速城市化的過程，常住人口的城鎮(zhèn)化率從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7年58.52%，平均每年提升1.01個百分點。但是由于戶籍制度改革滯后，戶籍人口的城鎮(zhèn)化率遠遠低于常住人口的城鎮(zhèn)化率，截至2017年底，戶籍人口的城鎮(zhèn)化率仍然僅有42.35%。

    與快速的城市化進程相伴的是大規(guī)模的人口遷移，人們從農村進入城市，從小城市進入大城市，由于戶籍制度，只有那些能夠獲得遷入地戶籍的人口才能成為新市民，大量的遷移人口無法獲得遷入地城市的戶籍，只能成為城市里的“流動人口”。截至2017年底，中國流動人口規(guī)模2.44億，占全國人口總量的17.55%。

    這其中包括大量的流動兒童。流動兒童是指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xiāng)鎮(zhèn)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不包括市轄區(qū)內人戶分離，年齡在18周歲以下的人口。其中包括城市戶籍和農村戶籍，又可分為跨省流動、省內跨市流動、市內跨縣流動、縣內跨鄉(xiāng)流動四類。

    報告顯示，2000年至2015年，全國流動兒童數(shù)量從1982萬增至3426萬，流動兒童占總兒童數(shù)量的比例達13%。

    從地域上看，2015年全國共有九個省（山東、浙江、福建、廣東、河北、河南、江蘇、湖南、四川）的流動兒童規(guī)模在150萬人以上，九省合計流動兒童1932萬人，占全國的56.3%。

    從年齡上看，流動參與具有較強的年齡別模式，反映出了流動人口外出過程中受到戶籍壁壘的影響和公共服務的限制：1、0歲組兒童的流動參與率最低，1歲兒童則有較為明顯的上升，說明可能很多流動女性懷孕后會返回老家生育孩子，在孩子稍大以后再攜帶一起外出流動；2、進入學齡階段以后的兒童流動參與率出現(xiàn)了下降，尤其在2015年這種下降趨勢更為明顯，而且初中學齡階段兒童的流動參與率低于小學，說明就學和高考的障礙抑制了兒童的流動參與；3、15-17歲兒童流動參與率明顯較高，2015年17歲兒童的流動參與率甚至高達28.3%，說明完成義務教育以后的農村兒童如果沒有繼續(xù)讀高中或者高中階段輟學后，很快就會外出流動，步入新生代農民工大軍。

    流動兒童教育面臨的問題

    《報告》提煉出流動兒童教育面臨的五個關鍵問題：

    第一，親子分離。截至2015年底，1.03億受人口流動影響的兒童中只有33.25%（3426萬）的兒童能夠來到父母的工作地居住，其中只有1542萬的兒童能夠跟父母雙方一起居住。

    第二，安全看護不足。流動兒童的家庭通常只有父母參與照料，然而父母的工作時間長、強度高，能夠投入到兒童照料的時間較少。同時，他們多居住在城中村或城鄉(xiāng)結合部，居住環(huán)境中潛在危險因素較多，更給看護帶來挑戰(zhàn)。

    第三，大部分流動兒童無法進入公辦學校。學前階段流動兒童進入公辦園的比例低，大部分只能入讀民辦園，甚至是無證的幼兒園。義務教育階段地方政府仍以戶籍人口為標準進行學位供給規(guī)劃，增加學位供給的動力不足。

    第四，民辦學校教育質量較差。研究顯示，學生本身特征和家庭背景類似的流動兒童，在打工子弟學校就讀的和在公辦學校就讀的，存在較大的成績差距。這意味著學校質量是導致流動兒童成績差的最主要原因。

    第五，缺乏可負擔的有質量的校外教育。打工子弟學校的教育難以滿足兒童在閱讀能力、社會情感能力、科學探究能力等多方面的發(fā)展需求，而這些兒童往往也難以在課外獲得相應的能力發(fā)展機會。

    兒童教育組織的回應策略

    《報告》顯示，過去10年間，很多機構在流動兒童教育領域投入心力，他們采用不同的方式切入，主要有研究與政策倡議、直接辦學、開辦社區(qū)活動中心、將教育產品遞送到學?；蛏鐓^(qū)四類。

    2011年以前，直接舉辦學校的門檻并不是很高，很多公益機構通過直接辦學的方式來支持更多流動兒童有學上、上好學。

    2011年-2015年，舉辦學校的門檻不斷提高，一些公益機構開始逐漸調整工作策略，圍繞某一主題，引進或者自主開發(fā)課程與打工子弟學校合作，例如北師大的全面性教育課程、百特的阿福童財商課程、陽光未來藝術教育基金會的藝術課程等。在學校系統(tǒng)之外，很多機構通過建立社區(qū)活動中心的方式為流動兒童提供服務。

    2015年之后，不少機構開始思考如何讓更多流動兒童受益，包括如何將較成熟的項目產品化遞送到更多的學?；蛏鐓^(qū)，以及如何支持各地新建和運營社區(qū)活動中心。

    2018年，創(chuàng)新型學校重新上路，如科蚪實務學堂、久牽秋水學院。

    在政策研究與倡導方面，福特基金會資助了“北京、廣州、昆明三市政府對流動兒童教育財政資助的形式和效果比較”“流動人口子女異地高考八省實踐比較研究”“城鎮(zhèn)化、人口分布、遷移趨勢、財政轉移支付對基礎教育的影響”等項目。樂施會、億方公益基金會、易孚澤基金會資助了《流動兒童教育藍皮書》。

    四項資助建議

    《報告》針對流動兒童教育公益組織的現(xiàn)狀，從資助的角度提出了如下建議：

    第一，資助那些重要的基礎問題研究，資助更多的機構開展政策倡議。流動和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深深的嵌入在中國城市化轉型的過程之中，依然有大量的“是什么”和“為什么”的問題有待回答，研究成果能夠提升整個領域的認識和實踐水平。對基礎數(shù)據的整合和分析，對政策的解讀和實施效果的評估，對關鍵性問題的持續(xù)性追蹤研究，對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傳播等，尚有大量的工作空間。

    推動流入地政府新建更多的公辦幼兒園、小學、初中，進一步放開中、高考的限制；推動流入地政府放寬普惠性民辦學校的舉辦門檻，并向這類學校提供學位補貼。

    第二，資助將優(yōu)質教育產品遞送到學校，提升教育質量。舉辦學校是一件復雜而又充滿艱辛的過程，不可一蹴而就。我們所能做的是將那些已經被驗證的優(yōu)質教育產品，引入民辦打工子女學校，搭建有效的服務支持系統(tǒng)，持續(xù)不斷的提供服務，不斷地優(yōu)化提升服務質量，陪伴孩子們長大，如果能夠影響學校的舉辦人、校長、老師當然最好，若不能也沒有關系，因為這就是我們所面對的現(xiàn)實。

    第三，資助開辦更多社區(qū)活動中心，推動社區(qū)自組織的形成。從社區(qū)角度來看，巨大需求尚未被滿足，需要建立或活化更多社區(qū)活動中心以覆蓋有需要的兒童。對單體社區(qū)中心而言，提高服務效率和找到可持續(xù)的資金模式是兩大重要挑戰(zhàn)。我們應該跟一線的社區(qū)伙伴一起來討論，何謂社區(qū)中心的效率，更加廣泛的參與、更多的自組織的出現(xiàn)，通過互助的方式來回應社群自身的需求也許是比從外部引入的專業(yè)服務更加有效的策略，過于追求服務的“專業(yè)“，反而有可能將我們帶上一條不歸路。

    第四，資助更多志愿者參與流動兒童服務。流動兒童教育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教育問題，而是嵌入在中國城鎮(zhèn)化轉型過程中的復雜社會問題，原有的城市居民也是非常重要的利益相關方，通過大量的志愿者的參與，一方面有助于我們降低服務的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讓流動兒童教育的問題被更多人看見、理解，真正推動不同人群的接觸和融合，這一復雜的社會問題才更加有可能被真正解決。

    122家公益組織參與調研

    以上《報告》的內容來自于2018年11月千禾社區(qū)基金會、新公民計劃、資助者圓桌論壇聯(lián)合發(fā)起的“流動兒童教育公益組織調查”，旨在通過呈現(xiàn)這一領域的公益組織圖譜，促進領域內公益機構、資助方之間更好地相互了解，為進一步合作奠定基礎，同時推動更多資助方關注這一問題，進入這一領域。

    共有122家組織參與調研，他們分布在北京、天津、山東、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湖南、廣東、深圳、四川、重慶、貴州、廣西、陜西等16個?。▍^(qū)）市。

    這些機構最早的成立于2002年，最晚的成立于2018年。46.3%機構2017年流動兒童教育相關項目支出在20萬以下，42.1%機構2017年流動兒童教育相關全職員工在2人以內。這是由于部分機構服務多種對象，流動兒童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機構是扎根于某個流動人口社區(qū)的兒童中心，組織規(guī)模很小。

    受訪機構的核心項目的目標群體以6-11歲為主。項目著重關注兒童在社會情感、學習方式與認知、文化藝術方面的能力發(fā)展。項目多在社區(qū)開展，多采用招募志愿者或發(fā)動流動人口本身為兒童提供服務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