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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500年的“分享之道”

2014-07-09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閆冰


 山西的大院文化承載著一段歷史的興衰,因影視劇而為人熟知的喬家大院就是現(xiàn)存比較完好的院落之一,它的主人喬致庸是有名的儒商,年逾八旬時面臨巨大的災荒,他規(guī)定家中所有的人災年期間一律不許做新衣服,更不許吃山珍海味;凡喬家堡的人,按人發(fā)給足以維持生活的糧食,直到災年過去;在街上設鍋施粥,而且要求所熬的粥一定要達到“插上筷子不倒,解開布包不散”的標準。

以前人們會送聯(lián)或者匾額來致謝,相當于現(xiàn)在的錦旗,在北京晉商博物館里,就有一塊民國期間的匾額,寫著“熱心公益”,這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朝廷贈給常氏世德堂和世和堂的,以表彰常氏在捐款賑災中協(xié)助朝廷作出的貢獻。

“都說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任何一個商幫的產(chǎn)生都要經(jīng)過一個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晉商從興盛到衰落對當時全國的民生經(jīng)濟、文化教育、公益慈善產(chǎn)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這個群體的行事風格、商業(yè)之道,始終貫穿著儒商理念,講究的是分享之道。”在北京晉商博物館里,館長助理、研究員曹旭對《公益時報》記者講述了晉商的慈善故事。

今天博物館中的館藏也少有文字形式的資料。由于晉商群體多白手起家、吃苦耐勞,所以他們身上都帶著嚴謹樸實的行事風格,少了些徽商的文人情懷、粵商的洋氣時髦,從明代中期的興起繁盛到辛亥革命后落寞,晉商歷史500年間,并沒有留下自己的發(fā)財秘籍,也沒有寫日記或立傳的傳統(tǒng)。

“所以只有他們自己的賬本知道他們的財務往來情況,我們也是從賬本的字里行間、一條條明晰的記錄中看到他們布施了多少、賑災捐款多少,隨著時間的流逝,有的賬簿被毀了、丟了。”曹旭介紹,除此之外,就是田野間的碑刻、晉商之間來往的商業(yè)書信以及民間的口口相傳,他們有很多東西并沒有付諸紙面上。

提到晉商文化,不得不提的一個人就是時任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的孔祥熙,他利用自己的地位,組織了當時最有名的大學教授、經(jīng)濟學家對已經(jīng)處于沒落邊緣的晉商文化進行搶救,他派人去實地采訪清代時期在山西票號、商戶里當過伙計的老人,這也相當于最早的口述歷史,也留下了現(xiàn)在難能可貴的資料。

晉商的興衰經(jīng)歷了三個時代的變遷,也是中國歷史上交織著繁榮鼎盛與動蕩不安的一段時期,他們上解國家之難、下濟百姓之困,展現(xiàn)了儒賈相兼、異術同心的群體風貌。

早期的第三方善款執(zhí)行機構

明清年間,山西商人商幫興盛的標志就是在全國各地商跡之處捐資聯(lián)合,修建會館。完成了早期大規(guī)模的財富積累后,直接反映在各地的會館和山西的大院文化當中,同時,為了方便資金的流通,晉商票號不但興起規(guī)?;?jīng)營,甚至晉商也成為民間信用的保證。

除了銀行職責外,晉商票號還承擔了捐款的募集、匯兌與發(fā)放工作,這項工作若全權交給地方政府來進行,不但沒有效率也容易滋生腐敗,所以票號經(jīng)常協(xié)助政府扮演資金第三方執(zhí)行機構的角色。

當國家遇到叛亂災害、忙于國事,無暇籌款時,晉商票號就利用自己在社會的影響力和公信力,向社會發(fā)行針對救災救急的債券、老百姓認購,并且有不錯的紅利,到了一定期限再把錢返回給百姓。通常,一家有信譽的晉商他的票號發(fā)放的債券會得到百姓認可,影響力小一些的商戶可以采用多家聯(lián)保的方式。

比如蔚豐厚掌柜范凝晉受縣令之托辦理本縣救災事務。他主持捐賑局,號召本地士紳捐錢、捐物,并把食物分送給最困難的人家。晉商之間也互相支持,少有爾虞我詐,日升昌掌柜張興邦動員親友捐助;協(xié)同慶票號大掌柜劉慶和平日就熱心公益事業(yè),這時主動站出來號召鄉(xiāng)紳捐錢、捐谷;晉商在各地分號的掌柜也與家鄉(xiāng)同仁共同救災。蔚豐厚票號金陵分號掌柜范家俊受兩江總督之托負責募捐之事。他四處游說,在短期內(nèi)就籌款10余萬兩白銀。

那么國家究竟以什么樣的方式回饋這些有義舉的商人呢?曹旭介紹,通常是兩種方式,一種是名譽上的,牌匾、頂戴等,另外就是生意上的政策優(yōu)惠。比方榷茶生意,這是中國古代官府對茶葉實行專買和管制以取得專利的措施,那么政府會把某些省份的茶葉買賣壟斷權限交給為國家做貢獻的晉商。

“這其實是合理地把資源整合、最優(yōu)化,國家給商人政策、幫他們拓寬市場,同時商人幫國家籌款救急,而商人本身也可以在這個過程中積累在百姓中的信譽和口碑。”曹旭說,如果說晉商對國家層面的義舉,還能體現(xiàn)出他們作為商人逐利的一些特點的話,那么他們對弱勢群體、對民間老百姓的布施和慈善,就特別能體現(xiàn)出晉商的分享之道。


以工代賑 施粥筷不倒

如今到山西領略大院文化,有兩個家族的宅邸是游客必到的景點,喬家大院和常家莊園,留存下來的建筑不僅反映出當時兩個家族的顯赫,也有他們賑濟災荒、恤老扶幼、救貧濟困的故事。正因晉商群體的樂善好施,也將明清兩代的民間救濟行為推向繁榮。

曹旭說,晉商最重視的就是家族聲望和口碑,這樣的聲譽從何而來?除了平時的布施,就是在國家遭受災害時,如果這個家族能夠挺身而出、保一方百姓,那么他的家族就會在當?shù)厥艿桨傩站囱觯笫酪矔樗麄冃藿籼?。實際上,在晉商鼎盛時期,他們是在代替政府執(zhí)行保境安民的職責。

山西晉中榆次的常家北祠堂內(nèi),有一個相當精美的戲樓。這個戲樓始建于光緒三年(1877年),歷時三年才完工,耗銀三萬兩。常氏家族是從事茶葉生意而起家的商幫,家族歷史最早能夠追溯到明朝的萬歷年間,也是最早前往恰克圖進行茶葉對外貿(mào)易的商幫,就是這樣一個當時赫赫有名的茶葉世家,一向以詩書傳家、勤儉持家為家風,為什么要興建一個奢華的戲樓呢?

公元1877年,山西、陜西、河南、河北等北方省份遭受了300年來最嚴重的一次旱災,顆粒無收、餓殍滿地,史稱“丁戊奇荒”。據(jù)當時駐在天津的萬國救濟委員會估計,因饑餓、疾病或暴力而死亡的人口在900萬至1300萬之間。其中山西受災最嚴重,全省有1/3人口死亡。

榆次常家的茶葉貿(mào)易也受到了相當大的沖擊,運送茶葉的駱駝餓死大批、茶園倒閉好幾座,這種損失幾乎毀了家族的商業(yè)根基。“我時常想,如果我是一個商人遇到了這種情況肯定非常郁悶,而且要保住家族上下數(shù)百口人,還能不能顧得了別人。”曾旭笑著說。

“就是這種情況下,常家突然宣布我們家要修宅子、蓋戲臺,聽上去匪夷所思但其實是在想法保住地方百姓。”他們在榆次縣內(nèi)招人,要求是全縣所有人都可以來,每天搬一塊磚就有工分,就可以喝一碗粥。“這碗粥的粘稠度是有要求的,當時所有晉商的施粥,都要筷子插在粥上不能倒。”曾旭對記者說。

就這樣,災害三年,宅子修了三年。常家并沒有選擇免費施舍,讓老百姓過來白吃白喝,而是還要保證地方百姓正常的生產(chǎn)生活,那些挨餓的人也可以有自尊地吃下用自己勞動換來的一餐一飯,這就是當時流行的“以工代賑”的賑災方式。

如今的常家莊園“世德堂”和“世和堂”內(nèi),還掛有當時政府授予的“樂善好施”匾,常家從九世到十四世,僅用于公益、救災等事業(yè)的支出就達近百萬兩白銀。

在“丁戊奇荒”中,晉商群體開展了各種各樣的救災賑濟慈善活動,幫助山西百姓渡過難關。短短幾個月內(nèi),晉商共捐銀12萬兩。蔚字五聯(lián)號的東家侯萌昌捐出1萬兩;元豐玖票號東家孫淑倫先捐銀1.6萬兩,后又捐米數(shù)千擔;喬家大院掌門人喬致庸一人捐3.6萬兩,常家也捐了3萬兩。各商號、票號都有不同數(shù)額的錢糧捐助。

如今,分散在全國各地的一座座田間地頭的碑刻,上面刻有山西商人的捐贈記錄,也是最直接能反映出晉商慈善足跡的證據(jù),也從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山西商人當時國民生活和文化建設等方面的影響力。

公益時報記者 閆冰